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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同国家机关对其行使权力的独立性需要是有差别的。

这里主要是从实质正义角度探讨其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则的最小损害要求。基于这种认识，立法不加区分地对单位违法中的单位和成员规定同一构成要件。

违法的意思决定大致包括两种情形：（1）直接指令。这是因为，法律规定责任后果，目的是使行为人对违法产生反对动机。我国目前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也基本持此立场。[63]因此，从责任主义和特别威慑的角度，立法应当与时俱进地采取第二种观点，同时追究代表权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处罚责任。（2）狭义的合规标准特指行政法上内部管理型规制（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的要求，系针对特定领域的行政目标和预防违法要求，按照法定的框架、要素或技术标准制定的合规体系。

例如，在张凌兴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案[68]中，法院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属于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此情况下实行双罚制，实际上是在否定成员违法主体资格的同时，又令其为单位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有违自己责任主义。就基本权利保障而言，虽然提起审查的法规中涉及基本权利，但这些法规多是在形式与程序上违反上位法，如制定主体不合法、超越权限等，并非是法院裁判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而是抽象的规范性文件。

也就是说，一部模糊的法律不仅对个人行为缺乏清晰指引，而且对负有实施法律的官员也缺乏指引，且后者加剧了前者行为的可指引性。如果赌博事实成立，当事人仅涉及刑事处罚。如同其它国家法院判例的形成具有渐进性，是否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可允许审查机构根据情势的需要，在与我国立法机关宪法监督体制相吻合的前提下逐步扩大。[26] （四）审查效力具有普遍性 法院裁决的结果只具有个案拘束力，立法机关的决定具有普遍效力。

[19]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报送备案的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解释有权予以撤销、纠正。其中，适当性原则又称为妥当性原则、妥适性原则、适合性原则，是指所采行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达成并且是正确的手段。

合宪性审查效力上的政治性是造成赢得了官司赢不了救济的根源所在。三、合宪性审查是政治问题 我国合宪性审查由权力机关负责决定了其所处理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反观美国，不仅法院拒绝提供咨询，而且美国任何一家法院，无论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无论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哪一审级，都有权审理宪法诉讼，联邦最高法院只是作为宪法案件的最后审级。其三，初始政策决定要求非司法性裁量。

其六，不同机构宣布的决定彼此冲突引发潜在尴尬。宪法委员会增强了裁判程序， 加强裁判性，包括开放、两造对立、辩论、公开、充分说理的判决理由、允许宪法法官发布反对意见等等，并授权组织法来予以规定。诉讼程序的原则是不告不理，法院是被动的。通过这一过程，不相关的规范、解释可能和事实被一步步地排除出去。

在西方人眼里，负责政策制定的立法机关是民意机关。这里的补救是国会通过立法根除实践中的种族歧视，即矫正或者纠正。

民意机关是政治机关而非法律机关，其所处理的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可以看到，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室）已经审查过的，还是未曾审查过的，合宪性审查的对象都是抽象性规范性文件，而非具体争议，更非政治行为，如西方国家的选举、弹劾、罢免等。

一、何谓法律问题 判定法律问题的理论基础是权力分工。但在其后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修正了司法哲学，区分了国会的立法保护与法院的司法保护之间的差异，认为法院才是基本权利的最终保护者。一切有关海事法和海事管辖权的案件。我国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理论基础、审查目的、审查主体、审查对象、审查程序、审查标准、审查效力等表明，抽象的规范审查是在遵循法治原则下维护宪法秩序及法治统一的努力，确保法治统一的实质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伟大的政治原则，因为法律是人民制定的。[13]这说明，将负责宪法监督的权力机关履行合宪性审查的职责定位为法律问题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效力具有普遍性，无论撤销、修改、废止、停止适用都属于政治行为，不同于法律上的个案拘束力。

其二，新颖性，即受挑战的法律规定未曾被宪法委员会宣布为合宪， 但情势变更的除外。美国宪法学家认为，限制最小与过宽原则密切关联。

第三，法官不应将包含法律问题的淫秽标准的认定交由陪审团，这种属于宪法解释性质的问题应由法官行使。第四，鉴于淫秽的认定既属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并包含法律问题，在对何为淫秽的认定上，须由法院在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之间进行分析，判断特定作品究竟属于个人表现自由范围，还是政府为追求健康良好的生活质量这一紧迫的政府利益之范围，而非提前确立一个一揽子的认定何为淫秽的标准，然后交由陪审团裁决。

在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审查模式中，审查意味着法院遵循一定标准判断系争规范性文件合宪与否，并对相应的侵害给予一定救济。备案程序是由立法机关运行的，这种程序并非被动进行的，且不局限于事前还是事后。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的设立是二战之后的结果，是在传统法院系统之外另设的国家机构，故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同属集中型审查体制，而美国的司法审查属于分散型的审查体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确定禁止奴隶制和歧视的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尊重国会的判断，认为国会有权通过立法实施这几项修正案，通过制定法律限制歧视，确保对这类权利的保护。区分国会对基本权利政治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关键在于，国会只能通过立法确立宪法基本权利的执行标准，法院则可以通过解释宪法，确定对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纠正具有多样性，根据各国家机关的性质和权限，有些规范性文件上级机关有权纠正，有些则由各机关自行纠正。

比例原则由三个子原则组成：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的比例性。需要看到的是，总体上，政治问题是一个权力分立问题。

最后，从实际情形看，不仅法律是否构成审查的对象未有定论，[22]且实践中法律权威未牢固树立意味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并非如欧洲国家那样强势，实践中对我国宪法权威构成威胁的并非是全国性法律，而是浩如烟海的各类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司法解释等。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修改后的《宪法》第70条，以及《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都说明，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法院是适用法律的机关。

[13] 肖蔚云、蒋朝阳：《关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维护宪法实施的不同职责》，载《中国人大》1995年第17期。（三）审查标准不同 我国合宪性审查除了抵触这一较为抽象的宪法审查标准之外，立法法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审查即法律保留是较为具体的审查标准，更为具体的审查标准则是比例原则，以及侵害最小。

在抽象的规范审查案件中，审查机关只宣布规范性文件违宪，但却不能给当事人提供救济，原因在于这种类型的审查依循的是客观法模式，而非主观权利模式。[23] See Thomas E.Baker, Jerre S.Will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 Thomson/West 2003, p149. [24] See Thomas E.Baker,Jerre S.Will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Thomson/West 2003, p191. [25]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其二，对修正案笼统的规定具体化。首先，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同于三权分立，该原则的目的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加强权力的统一行使，包括横向的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纵向的中央和地方。

政治问题又称为非司法性理论（nonjusticiability），在1963年贝克诉卡尔[③]案中得以确认。例如，一项法律禁止三个以上的人聚集街头从事骚扰路人的活动，它既不明确，范围也过宽。

抽象规范审查不同于诉讼当事人提起的司法审查模式，立法权不应被削弱，而是加强和维护。在此，法官、争议、适用法律、裁决、是否提供救济构成核心，成为区别事实与法律问题的标准。

适用的具体含义如下：其一，界定问题。[16]易言之，认定某特定事实是否该当于法律规范的要件，而确定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